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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宗:非常看好中国实体经济

点击量:774 来源:中国政府网 作者: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5-10-29 11:32:58
 

                                   中国政府网 2015-10-28

                      陈启宗:中国实体经济黄金时代已结束?痴人说梦!

    陈启宗:恒隆财报上的《致股东函》我已经写了25年,都是我自己写。我们有两家上市公司,每年有中期和年报,加起来有100篇。其实还不止,因为我们曾经有三家上市公司。写的最长的《致股东函》有两万多字,我也没想到这篇反响这么强烈,这大概是互联网的魔术吧,很容易就转发。我也收到内地各个地方朋友的反馈,但我真的不觉得这篇写的就有多么好。你要认识恒隆,了解我对经济的看法,我写了25年了,特别是最近的15年,都在网上,你可以去看。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说有人认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说实体经济完了,我真的很奇怪,不知道是月球来的还是外星来的看法。

    秦朔:那你对实体经济还很看好?

    陈启宗:当然还很看好,13亿人每天要吃三顿饭,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吃两顿,人要穿衣服、开车子、住房子,怎么会不好呢?经济总是会上上下下,有循环的,人性就是这样,人组成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循环。现在经济下去一些就说世界末日了,你怎么能听这种话?

    秦朔:那如果说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呢?

    陈启宗:这个我倒是认同。但是经济下来一些一定会再上去的。掉下来的时候才是你买入的好机会。说经济完蛋了,经济学家特别是投行经济学家往往都是有目的的嘛,也不能完全不信他们,但都信他们不出事才怪呢。

    他们说黄金时期完了。这句话大有问题。首先,上个黄金时期是个怎么样的黄金时期?上个黄金时期是从一个极度不发展的环境转变为一个比较发展的环境,从很低水平到比较高的水平,落差很大,所以一定有很多赚钱机会。任何经济体在发展初期,都是法律制度不太健全,当时赚钱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干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赚钱的那些人叫robber baron(强盗大亨),现在呢都大名鼎鼎,改邪归正了。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曾几何时都是草莽英雄。中国经济上一次的黄金时期基本都是草莽英雄,我能体谅他们的难处,不这样做起不来的,但是你说叫作黄金时期吗?草莽英雄时期你叫“黄金时期”,有不干净的人是“英雄”,现在市场比较规范了,反而说黄金时代结束了,说这话的人完全不负责任。市场更完善、法治更规范的这个新的状态,绝对会孕育出一个真正的、新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没有结束还有一个理由,以往国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很大,民企慢慢才起来,政府给他们多少空间就抓住多少空间,而我相信总体来说,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会慢慢减少,当然也有起伏,但民营企业的空间是越来越大的。我昨天刚从新加坡回来,我和一个经济学家谈,问他新加坡的国营经济到底占多少?他说新加坡经济中40%是私人企业,是SME(中小企业),其余60%一块是GLC(和政府有关的企业),类似中国的SOE(国有企业)例如淡马锡,一块是MNC(跨国公司)。内地的模式不同于新加坡,也不同于香港。照我看,总的来说,内地国营企业的份额会慢慢减少,民企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一个更正规、更规范、更公平的经济不是更“黄金”吗?同时,草莽英雄时代也不能说完全过去,因为偌大一个中国,差别非常大,还会有草莽出英雄的。中国实体经济的可发展的机遇多的是。

    秦朔:你觉得未来的黄金时代,从产业角度会出现在哪里,服务业、医药、环保、高科技?

    陈启宗:机会多的是。经济体本来就复杂,中国那么大的经济体更复杂,像中国改变的那么快的经济体就是复杂之复杂,实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体。首先,外需一定还有,只要有市场,哪有人不去拿呢?你不赚外需的钱怎么壮大自己?当然,中国成本高了,对出口有影响,我文章也写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成本价格差距已收窄,美国拥有像机械人、立体打印和廉价页岩气能源供应等科技优势,可让美国再次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优势会受到影响。但是也不完全如此,世界还有很多市场,我刚去中南美洲,那里就是一个大市场,还有非洲仍然有可为空间。虽然汇率是一个问题,国外市场好不好也不由我们说,美国市场不错,欧洲、中东不大行,日本因为日元贬值,使得中国对日出口也受影响。但是你要看到市场也是会转变的,所以不要把外需扔掉,否则等有一天市场好了,你想再捡回来就难了。但是,内地自己的市场可大了。现在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只有37%、38%的样子,不要说达到美国的65%到70%,就是打个折,到55%,也相当于50%的增加。所以增长的量还是会很大。不仅是量,质的进步空间将更大。我知道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已经增长了不少,但质的增长还差得远呢。

    我是亚洲协会全球联席主席,最近我去美国开年会,我们每年都会选拔世界最优秀的亚洲人,在某个程度上改变世界的亚洲人,去年开始,都在联合国总部颁奖,潘基文第一年也出席了,去年得奖人是马云。今年得奖人是雷军。我宣布时说,好多人都知道雷军做手机,其实手机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我想不到那么多外国人认识雷军。

    那天我说,雷军的重要性是什么?我是50年代长大的,当时要是买个产品写着日本制造,就是不良产品的保证。到了90年代,我儿子买东西,说爸爸这个东西不好,是中国制造。我说你说话小心一点,我小时候也说日本产品不好,但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制造就是世界最好产品之一。我说你等着看,不用你到我这个年龄,中国制造可能就会成为世界高水平制造的代名词,这个过程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是要把中国国货做到世界上去。

    现在中国制造达到世界水平的还不多,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消费品。比如我这把扇子,最近要到南美洲,我跟夫人说扇子不好用、扔掉了,你给我再买一把。夫人说,我下次到日本给你买。为什么要到日本买?因为我在香港买的都是内地制造的,都不行的。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中国人已经到太空去了,但是做好一把扇子还很难。用脑子想想,这有多大提升空间啊?说黄金时代结束了,绝对是痴人说梦,不动脑子。还有很多新产品出来,中国人的创造性你绝对不要小看。
    陈启宗:人总要有点理想,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

    我上次访问陈启宗是在今年1月,地点也是正义道9号,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所在地。那天他的秘书引我进来时,我吃了一惊,因为陈启宗没有独立办公室,和所有员工一起办公,只是空间略大半个平方米左右。见我诧异,他说我们是非盈利组织,靠募集资金来运作,都是捐助人的钱,不可能拿来给自己搞办公室。

    但就是这个人,在几个月前和弟弟陈乐宗一起,通过家族基金向哈佛大学捐赠了3.5亿美元。他父亲陈曾熙去世时没有给他们留一分钱,都捐给了基金会,所以今天他也这样对待两个儿子,要他们完全自立。

    1994年,陈启宗在故宫看到一块废墟,寸草不生,堆满垃圾,是1923年一场大火的遗存。他发愿捐资修复,从立项开始,耗费18年,最后完成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的复修。

    秦朔:您对于政府的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怎么看?

    陈启宗:很好啊。年轻人有上进心,愿意创业,愿意take risk(承担风险),对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到年纪大了,老婆小孩都有了,要你承担风险你也承担不起来。年轻时不创业创新,将来就没机会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绝对是好事。当然我也怀疑,能很快出结果吗?不一定。但不能因此就不做,长远看,年轻人多往这方面走绝对是对的。而且社会要改变态度,对于失败者不要太苛求,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轻时不失败难道要年老时才失败啊?年轻人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重新再来嘛,社会也不要对他们另眼相看。如果是另眼相看,就要对他们特别尊敬,因为他们“傻”过一次就不会再“傻”了,第一次难得不“傻”嘛。

    秦朔:您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曾讲过一段话,年轻人不要太聪明,年轻人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花一些笨功夫。假如您面前是一群中国的创业者和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或鼓励?

    陈启宗: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给别人这样的忠告。要是我是那么聪明,大概我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是我是兔子,大概不会叫人做乌龟。大概我是乌龟,那只能叫人做乌龟。

    但是,在商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觉得)不要算得那么尽,做很多事情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什么都为自己好。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懂得这个道理,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凡事都那么功利。我做好多事都是不计后果的。所谓“不计后果”,不是说我承担无限的风险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回报,没回报,不是太重要。

    秦朔:您的状态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直抒胸臆很洒脱,包括您曾经说“18个月就建成的商业地产都是垃圾”,我碰到一个内地很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他说陈启宗是富家子弟,当然可以慢慢来,我们的负债率这么高,不快速周转行吗?

    陈启宗:当然我也理解,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积累,比较容易做下去。但是可以告诉你,年轻时好多事儿,你觉得该做的,没有回报还是要去做。要不然的话,到你年长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不是因为所谓我“成功”了,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我从小就这样子。不要太现实,人总要有点理想。有些人说人年纪大了,就越来越现实。可能是会这样,但是能够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在年纪大的时候还有你的梦想,那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历史证明我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也不能说我不现实。但是我的理想主义也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

    秦朔:对于中国梦,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陈启宗:我认为中国绝对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因素。是有一些老外不懂,“傻”,才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非常和平的国度,盖个长城,笨得要死,根本没用。长城是什么?是防御性的东西,中国人历史上就是不打别人,你不要打我,你打我我就得打你,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中国哪里有打日本?是日本人来打我们,没办法。

    所以中国绝对应该和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两大和平要素。可惜的是,美国人也笨,所以就把中国人变成威胁,再加上中国旁边的那些“小喽啰”也在“挑拨是非”。要是美国人有智慧的话,绝对要跟中国交朋友,中国也绝对要跟美国交朋友,两者同时,才能够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好多事情没中国是解决不了的,当然没美国也解决不了,所以两者能够做朋友,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希望能像丘吉尔说的,“你可以指望美国人做出正确的事来,不过得在他们尝试过一切可能之后。”希望他们把傻事做过后,能够回归正途,能跟中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10月20日访问陈启宗时,我们还聊到美国的大学教育。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他很自豪地说,南加州大学最近几年已经出了好几位美国大学的校长,比如西北大学校长Morton Schapiro,康奈尔大学第一位女性校长Garrett,东北大学校长Joseph E. Aoun,都曾在南加州大学做过管理岗位。“人都有长短,最重要的是要用人所长。”他说。

    陈启宗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最近则和管院的陆雄文院长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总结中国案例。在陈启宗看来,中国教育教人做人,西方教育教人做事,有很大不同。中国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人品、为人处世为出发点,这是中国教育之源。而西方着重教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学问,中国教育则缺乏这些内容。他认为,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这种长处,学会好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融会贯通中西之长。他还说,管理学院的学生不是只要学好财务、会计、营销、战略就行的,也要有广泛的文史哲知识,让自己的世界观不那么狭小。赚钱重要,心胸宽广更重要,想成大事就要做个心胸宽广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学习,不懂得思考问题,将来做生意和别人交往也会吃亏。

    离开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前,我参观了正在这里展出的《别有洞天:蝙蝠之旅》展览因“蝠”与“福”谐音,从明朝起蝙蝠在中国一直是个广受欢迎的图像,譬如五只蝙蝠就暗示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和尽享天年。而在西方,蝙蝠的形象主要与“吸血鬼”相联系。同样的东西,不同文化里却有不同的含义。

    有些方面,要求同,有些方面,只能存异。求同也可存异,存异仍可求同。这时候,沟通就显得特别重要。

    商人也是可以做文明交往的开门人的,就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那些文明交往共存的路,都是商人最先走出来的。陈启宗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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